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蒋芳 邱冰清
曾入选“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下称三星村遗址）又有新发现。
新发掘出土300多具距今约6300年至5500年保存较好的古人类遗骸，加上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古人类遗骸，总量已经达到1500余具。考古专家认为，该遗址是探索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遗址之一，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南方新石器时代体质人类学研究空白。
首轮考古留下三大未解之谜
三星村遗址于1985年被发现。
1993年至199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博物院联合金坛市文管会对三星村遗址陆续进行6次发掘，共发掘面积64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墓葬1000余座，灰坑55个，房址4处，出土1200余具古人类遗骸，以及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牙蚌器等各类文物4000余件。三星村遗址随即入选“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在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村遗址发掘已暂停多年，但研究持续推进，留下三大未解之谜：
谜题之一：六千年前的人骨为何保存如此完好？
据了解，金坛地处江苏常州，太湖平原与宁镇丘陵地区交界处，周边水网密布，环境潮湿。长江下游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因土壤呈酸性，史前人骨很难保留下来，例如良渚文化许多墓葬的墓室内大多只残留玉石器和陶器等随葬品，人骨几乎不存，无法准确辨别年龄、性别等基本特征。但三星村遗址不仅发现的人骨数量多，且大多保存较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专家韩康信等研究表明，三星村遗址出土男性数量明显多于女性；人群平均身高超过一米六，略高于华南新石器时代人群；人均寿命在三十岁左右，极少数长寿者五六十岁。
有学者推测，三星村遗址例外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墓葬所在微环境堆积了大量的螺蛳壳和蚬壳，形成了“贝丘”的遗迹现象。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在进行相关的腐蚀性分析。
谜题之二：葬俗为何独树一帜？
三星村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许多制作精美的陶豆。例如，M248墓中出土了一件云雷纹彩陶豆，距今6000年以上，陶豆上一共刻有8个云雷纹，并且围绕中心的圈足，分成了四组。考古人员在比较研究后确认，这件云雷纹彩陶豆是国内目前所见云雷纹最早的实证，显示出三星村文化高超的制陶技艺和艺术构思，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除了制作精美，这些陶豆的出土位置更耐人寻味——大部分墓葬中的先民都是双手捧着陶豆，里面放置了一颗玉石，这样的葬俗以往罕见。
谜题之三：骨器上的几何密码有何深意？
三星村遗址出土了数件形制独特的骨版，在中国史前遗址非常罕见。其中四件图案神秘、雕刻精美。
记者在金坛博物馆库房看到，这四件轻薄的骨版由大型动物的肋骨制成，在厚约2毫米的正反两侧钻未穿透的若干同心圆，工艺水平堪称史前骨器制作顶峰。图案由这些同心圆和围绕它们的麻点构成，具体含义未知。考古人员介绍，目前骨版的具体用途还未确定，但由于其图案两两配对，部分专家认为可能与占卜有关。
二轮考古又有新发现
2023年4月，三星村遗址第二轮考古发掘正式启动。
据了解，第二轮考古计划从2023年至2025年，将突出4个新特点：一是承上启下，接续考古并将相关发掘资料和成果纳入新的考古工作体系；二是以聚落考古的理念进行发掘，兼顾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三是注重科技手段的介入与田野工作的有机统一；四是让考古成果及时与社会公众共享。
记者走访看到，三星村遗址位于县道旁，周边村庄人口密集。走进遗址发掘区，就能看见新建的考古工作站、新布设的探方、忙碌的考古工作者。
项目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默然介绍，经过近一年的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又发掘出319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300余具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人类遗骸。“初步判断还会有更多类似墓葬深埋地下，毫无疑问这是长江以南地区古人类遗骸发现最密集的区域。”
李默然表示，目前史前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人骨样本多来自中原和北方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的酸性土壤导致人骨样本很难保存，数据非常缺乏。
走进考古工作站，工作人员正在为出土的遗存拍照、修复等。库房内堆满新出土的大量骨器、玉器、石器，尤其一些骨器上有精美的横线、三角或同心圆刻纹，显示出先民较高的手工业技巧。
其中，一件大穿孔石钺尤为珍贵，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保存完好的最大石钺。李默然介绍，这柄石钺出土时就放在男性墓主人头边，没有任何使用的痕迹，并且该墓葬面积明显大于周边普通墓葬，墓主人腰部还放置1件石钺、1件石斧和1件三孔石刀，头部右侧还有20余件猪下颌骨，基本都是0至4个月大的家猪。
“出现有作为权杖、礼器的石钺，说明人群产生了分化。”李默然说，据相关研究，钺是“王”字的本形，最初可能是生产工具，逐渐发展为男性专用的武器，并成为军事权力乃至王权的象征。在良渚时期，随葬玉钺是高等级男性墓葬的特权；后来的武王伐纣就曾“左杖黄钺”。从三星村石钺权杖到良渚文化玉钺权杖，再到商周文化的青铜钺权杖，他们之间承前启后的发展关系，对探讨我国权力制度起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历年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考古人员还初步还原出三星村人的生活场景、初步探明了遗址聚落形态。三星村人石器耕作，撒网捕鱼，采摘果实，种植水稻，陶罐煮饭，弯弓射鹿；住着吊脚楼，夏着丝麻衣，戴着玉玦贝饰，驯化豢养家猪，活动遍及今长江中下游苏浙皖地区。玉石工业发达，社会复杂化和人群等级化初现，是探索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遗址之一。
或将填补江南古人类基因库空白
近年，随着科技考古手段增加、体质人类学介入，三星村遗址考古研究有望获得更多新发现。
2003年，韩康信对三星村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遗骸进行鉴定研究，并在比对全国资料后认为：“在目前已经研究过的中国大陆新石器时代人骨中，只有三星村人骨与日本渡来系弥生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最接近，这对日本弥生人大陆来源的地理分布范围是新的拓展，或许这种地理分布应该由黄河中下游扩展到包括长江南岸地区。”
2021年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科研团队来到金坛，提取到30个三星村个体的古DNA，并完成古核基因组捕获和全基因测序。未来将进入全国、全球古DNA样本比对程序。
相关专家认为，人类从哪里来、长江以南流域的古人类还有什么其他特征等许多未解之谜，有望在这里发现新的线索。一方面，数量上，三星村人足以冠称是上古全境华夏人群基因库。有学者根据单位面积密度推测，近1.6万平方米公共墓地中可能还有数千具遗骸，是难以想象的庞大基因库资源。另一方面，数量决定人群基因库的多样性。据了解，三星村遗址出土不乏鲨鱼牙、人工加工海贝、象牙等远程交换物。可见在当时三星村人群与其他地域氏族人群发生密切交往，人群基因间的交融很可能发生。
李默然表示，三星村文化仅仅打开冰山一角，许多有关文明起源的重大历史谜团亟待专家揭晓：如当时人群分化程度如何？是什么导致个人或集体权力产生？社会是否已进入“古国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