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吴帅帅 刘懿德 郑生竹

  公开信息显示，近3年来，法院系统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多集中于执行领域，宁夏、内蒙古、福建等多个省份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落马，既显示了纪检监察的工作成效，也说明该领域仍是问题高发区。

  非领导岗位也容易出大案

  梳理相关案件发现，“有偿执行”“人情执行”、套取执行款是执行人员违纪违法的主要形式，也有执行法官利用执行信息优势，帮助他人倒卖“资产包”，通过“假执行”接受当事人利益。

  受访纪检干部表示，执行工作特点决定了非领导岗位也容易出现大案，一线执行员收受大额贿赂、违法获利的案件不在少数。例如，华北某县法院执行员、法官助理高某某在办理执行案件中，违规参与企业经营，通过股权倒卖获利超千万元。他办理的60多起执行案件存在违规终结执行等147个违反工作纪律、不正确履行职责的问题。

  有的案件还涉及多人作案，东部某区人民法院5名执行法官，直接或间接帮助被执行人“逃废债”金额近亿元，收受贿赂、违法获利达2500余万元。

  多重诱因导致案件屡现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但近年来部分案例显示，导致执行法官干警违法违纪的内外诱因仍然存在。

  东部某市办案检察官表示，执行法官的执行权与财产查封、处置等工作直接相关。有些涉案标的价值高的案件，与地方龙头企业多有牵涉，这使得执行法官干警难免面临来自地方的人情请托、利益输送等情况，这些外部诱惑客观上增加了违纪违法的概率。

  近年来，执行法官干警违纪违法案例暴露出一个共同特点，即在重大案件中，违纪违法人员长期在执行领域工作，并由此滋生腐败。

  最高法已有明确要求，建立常态化交流轮岗机制，执行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和独立承办案件的执行人员，在同一职位任职满5年的必须交流，其他人员在同一职位工作满10年的必须交流。但受执行工作专业性较强、法院人手不足等客观条件所限，相关要求在落实中面临困难。

  部分受访法律人士认为，执行领域各环节仍不够透明，向当事人、法律监督机关公开信息的程度仍有提升空间。上海天璇律师事务所律师许世荣曾在执行局工作，他表示，当前执行领域信息公开度相对较低，执行法官受制约程度小。

  “例如，法律要求7天内对被执行人账户进行筛查，申请人只能询问执行法官，但执行法官有没有做，申请人无从得知。虽然最高法也曾推出智慧执行App，公众可以在线申请公开信息，但普及率较低，许多律师同行都不知道有这个App。”许世荣说。

  完善执行权内外监督体系

  受访纪检干部建议，在工作中落实最高法关于执行权的制约监督机制，例如改变“一人管案到底”的传统模式，科学分解执行工作，形成权力分解的“物理隔离”。对涉及民生、特殊主体、涉黑涉恶的案件，建议采取事前询问、事中提醒、事后评估等方式，确保执行权全程受监督。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彭辉表示，部分省区市高院推动的执行领域数字化改革，有助于完善内部监督，建议推动执行全流程数字化留痕，提高监督效率。

  受访检察机关办案干部反映，在对执行法官开展法律监督过程中，还存在“案卷难调”“脸难看”等问题。建议持续推动执行案件信息公开，在执行领域重点案件的办理节点，法院应及时向纪检监察、人大、检察等部门推送、共享相关信息，完善外部监督体系，让执行权进一步运行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