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汇百流，纳万川，以其巨大的文化辐射力与丰富的文化可能性持续赋能两岸。而被称为“扬子江”的长江江苏段，因其壮阔的水文存在、广阔的流域辐射、宝贵的航运价值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了长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节段。在长江文化的持久滋养与强力影响下，江苏文化发展迅速，成为影响全国、辐射世界的“天下文枢”。

  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无锡分院副院长、南京长江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王建华认为，长江塑造了江苏，江苏赋格了长江。长江文化对江苏文脉有着极为深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一时的、偶然的，而是通过诗性、创新、包容、实干等机理经常性、系统性、结构性地影响着江苏文脉。

  “诗性”被认为是江苏文化的最突出特征。所谓诗性，是在与理性的互参互建中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江苏文化的“诗性”，正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互参中建构起来的。作为分隔中国南北的“界河”，长江客观上阻隔了南北交通，使中国形成南北两个文化大区，在某种程度上保全了江苏的独立性。江苏文化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与北方形成互参，黄河流域的传统文化主流成为江苏文化观照自身、认识自身、反思自身的“他者”，使江苏文化涵养起异质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诸多要素，从而聚合生成了“诗性”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创新”往往阻力较大，而江苏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相对具有创新锐意的地区。南宋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重要学派都缘起江苏。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江南地区更是许多思想的萌发地。以屈原为发端，长江流域有着丰沛的浪漫主义传统。浪漫主义因素伴随着长江文化重心的转移，对江南地区产生影响，为江苏文化植入了强烈的浪漫主义基因，使得江南地区对于传统产生了超越意识。阳明心学对于理学的拆解的超越、泰州学派和李贽的“异端”思想、东林学派对于不公秩序的反抗等，都可见江南地区对于传统的反叛因素。而这种叛逆的创新性基因，正是长江文化所带来的。

  作为江苏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自然轴，长江文化一直以强势的姿态定义着江南文化的基本形模。但江南的范畴并非浑然天成，而是不断迁移、不断具体、不断细化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以至唐代，以湖南、湖北为中心的荆楚文化曾长期以江南之名闻名。此后，伴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的最终完成，江南的地域范围开始由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发生转移。这使得江南文化既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八府一州”地域文化的体现，也是整个长江以南多种地域文化的整合与集萃，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中独具个性的文化形态。江南文化的这种整合能力，正是由长江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赋格所成。

  在“江”“河”“湖”的互动影响下，江苏文化精神最后体现在笃行实干精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土地作为“立身之本”，“重农抑商”的文化烙印明显。而春秋战国时代范蠡功成身退、弃政从商的选择却为江南文化植入了特异的重商基因。在长江的冲击以及地质作用的共同影响下，江苏地区河道纵横、湖泊众多、平原间杂丘陵，耕地相当有限，无法墨守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设计下的小农经济。地理因素促使制茶业、丝绸业成为江南地区的标志性产业。江南人民结合地区实际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并在此实践基础上，产生了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务求实绩的实干文化精神。

  “长江文化、江苏文脉都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繁荣发展江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王建华说，长江文化凝练着江苏文化“追赶世界，自强求变”的追求、“多位一体，同步推进”的气魄、“中西合璧，开放一体”的色彩，自然与人文的融汇，使得江苏成为了中国文化重要的转汇枢纽。

  南京是长江文化、江苏文脉发展的重要承载地，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历史上多次成为长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中心和世界级的大都市。千百年来，长江之畔的古都金陵既是文学、艺术、科技、星辰璀璨的天下文枢，也是长江文化沟通中外连接世界的重要枢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底蕴。南京是当代长江文化的重要展示地，作为经济大省江苏的省会，东部地区重大的中心城市和长三角特大城市，今天的南京经济活力强劲，科教文化发达，国际和平城市、世界文学之都等城市文化新品牌蜚声海内外，在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南京新篇章的生动实践中，长江文化日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余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