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去世已有数月，近时常常回想起与他多年来的一些文学交往，悲痛之余，颇有些感想和怀念。
大约是1979年9月，我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大二，在学校的书店买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重放的鲜花》，这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作品发表当时都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本《重放的鲜花》，从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表现，看到了丰富多彩的题材情节和人物命运，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艺术风格。《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巷深处》《改选》《在悬崖上》《红豆》等等，每一部作品都给我们打开了观察现实生活的新窗口，于阅读过程中我们开始懂得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方法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开始追求文学的精神价值。于是，我们记住了那些闪亮的作家名字，王蒙、陆文夫、李国文、邓友梅、宗璞等，开始关注起他们的每一部作品；在这样的关注中，我开始知道其中的李国文是江苏盐城人。
与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大约在1986年秋天。其时我在盐城市教育局工作，盐城市文联延请先生回乡讲学，聆听讲座之后，严锋主席找到我，说李国文要约你谈谈。当时李国文先生正值创作旺盛期，作品不断出现在国内重要的文学期刊上，短篇小说《月食》获全国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后来被拍成电影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也已在《十月》发表，社会反响非常热烈。这样一位声名赫赫的大作家要找我谈谈，当时真是激动得很。究其原委，当时的我正热衷于新时期小说的评论，对于先生的《冬天里的春天》一读再读且又有较深入的研究，先后已有两篇文章在大学学报发表。想来这些文章，已经被李国文先生所注意。
拜会李国文先生，是在他讲座后的第二天上午，地点在他下榻的盐阜宾馆。先生高大富态，从容洒脱，待人热情，谈锋甚健。从他小时候在盐城西乡读小学，到被家人带到上海读书，后来到南京读戏剧专科学校，甚是喜爱莎士比亚、契科夫的剧作，1949年后到铁道部工作，终因热爱文学开始写小说，1957年后长期在山西、贵州的崇山峻岭中铁路施工，虽受尽苦难，但于文学终是不悔，终是回到小说写作，《冬天里的春天》，一部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由于回到北京条件简陋，竟然是在太太的缝纫机上写出来的……从个人经历、创作设想自然也就谈到文坛状况，记得王蒙、张洁、陆文夫、张贤亮、从维熙、汪曾祺等人的作品都有所谈及，我也向先生汇报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写作状况，就他的小说作品谈了自己的阅读感受。与他的一席交流，特别是听了他对文坛诸多人物、作品的精湛品评，我感到与文坛的距离拉近了，思路眼界拓宽了许多。
与先生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他北京的家中。那是1987年的夏天，我到锦州参加一个文艺美学的研讨会，途经北京转车，有充裕的时间，便提前给先生写了信，说我们夫妇俩要登门拜访。不几天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详细地告诉我们坐地铁到哪儿下车，下车后从哪儿一路走过去，路上要有几次问路，同时还告知了家中的电话，让我们找不到时就打电话去。那日府上拜望，先生夫妇一同接待，热情备至，端茶水，备果盘，设午宴，话家常，还专门题签送了我们一堆新著，让我们夫妇二人都有如沐春风之感。拜访中印象特别深的，除了主人的热情周到之外，一是先生的居所明亮宽敞，一尘不染，生活细节殊为精致，可见先生夫妇都是热爱生活之人；二是先生藏书甚丰，古今中外，经史子集，无不应有尽有，这就不同于一般小说家的做派，而是有了大学问家的风范。在当时，我对李国文先生的学问功底并不怎么了解，后来看到他晚年点评《三国》，研说《红楼》，说唐道宋，谈清论明，出版《莎士比亚传》，写就《中国文人的活法》等文化随笔集等，方才认识到他不仅仅是当代一大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文史家、大学问家。
第三次与先生的见面是1991年冬，我到北京出差，乘便去府上看望先生，本以为离任《小说选刊》之后的先生应该有点落寞，没想到的是先生依然洒脱，依然从容，写作热情依然高涨。“我谈起《小说月报》第12期选载了他的短篇小说《戒之惑》和他最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写得圆熟、精致，他谦逊地微笑，认为说到底还是靠真诚，靠对人生的真诚，对艺术的真诚，有了这份真诚，就会对人生和艺术不断产生新的感受和理解，而不必装腔作势地胡编乱造强占期刊的一席之地。他谈起自己近年来的写作状况，觉得脱离编刊物的繁忙琐碎之后感到精神特别轻松，写作的状态特别好，今年一年就发表了七八个中短篇小说”。（引自《文学报》所载作者旧文《智者的洒脱——李国文印象记》）与先生谈话差不多三个小时，辞行时特别轻松，手里捧着新出版的先生题签铭印的新著，我向先生表达了真诚美好的祝愿，并诚挚地邀请他安排时间重回故里探亲访友。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年事渐高，先生的再次回乡之行后来未能实现；而由于我的工作变动，也由于我的疏懒，一直不能再去先生府上拜望，这次竟然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面唔了。
二
与李国文先生的多年交往，我把它称之为“文学交往”，这种交往完全是君子式、非功利的。以先生在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对我这样初出道且偏于一隅的文学青年，完全是可以不屑一顾的，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晤面、写信，而我对先生的尊重，也是出于对他学问、才华和人品的崇敬，执弟子礼而已，并不想攀附门庭，寻求发文章、获奖励、走出去的机会。不过，以先生品性之善良，奖掖家乡后辈总是那样自然而然，即使是与我这样淡淡的文学交往，先生也是极其认真的，多年来一直与我平等的讨论小说创作、文学现象、文坛人事，始终勉励我多写、坚持写，不拘一格，自然率真，对我可以说是有信必复，有求必应。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渐渐疏离了八十年代曾经热衷的文学评论，开始写一些相对轻松一点的文学随笔。记得当时我们夫妇各出了一本书，即我的文学评论集《文学启示录》和太太的育儿随笔集《在刚做妈妈的日子里》，在给李国文先生寄书所附的一封信中，大概不经意间也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苦闷与迷茫，在1990年12月28日的来信中，先生这样说道：“你们就这样脚踏实地地干，能进一步，则进一步，慢慢积累。宁可一时受冷谈，千万别趋时媚俗，写应景的批判文章”。
1997年秋，江苏文艺出版社拟出版我的文学随笔集《一种声音》，我想起了请李国文先生作序，也不管他年事已高，创作繁忙，一大包校样冒冒失失地直接寄往府上。时隔不久，先生便寄来了电脑上敲出来工工整整的“序”，对我的为人、随笔乃至于评论文字都作出了严谨且温厚的评点。先生写道:“对于故乡的印象，已经模糊，但对于故乡几位朋友的面孔，却总是记得相当清晰，东贵是其中的一位。他以他的文学评论文章，引起我的注意，随后有了来往，也就成了忘年交。虽然相距甚远，很难见面，但这些年来，心灵却总是相通的，我是这样相信的。”对于我九十年代疏离文学评论后所写的随笔，先生这样说：“在北京，有很多评论家，其中不少是我的朋友，但往来之后，我倒不大注重他们写了些什么。东贵也是这样，几年不见，忽然间寄来一大叠清样，令我惊服了。看来他没闲着，他真的用笔喊出了他评论文字外的另一种声音，为他高兴。读起东贵这几年写下的人生感悟，生活品评，世象观察，萍踪素描，倒也受到启发，获得教益。作为读后的第一感觉，我认为他写的这些随笔、散文、小品、短论，是他拓宽文路的一次成功尝试。他在努力，在追求，不满足于现状，虽仍执迷于文学，但落墨已点染到文学之外。虽仍痴情于评论，但笔触社会方方面面，不再是一个视角，而是多样风景了，这本书不过是他许多声音中的一种而已，所以，故乡友人的进展，便叫我刮目相看了。”对于我随笔集中的文字表达，先生也是鼓励有加，他说：“东贵的评论文字，和他的为人一样，谦谨，温和，耐心，努力理解对方，因而，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温馨。”
多年来，先生于我的关爱委实是太多了。记得还有不少琐事，我都麻烦过他，比如《新华日报》开辟理论副刊“时代与人”，主事的朋友想请王蒙先生刊头题名，我给他去信托请帮助，过不多久，先生就请王蒙写好寄来；我到南京主编《健报》杂志，开辟“名家谈健”专栏，首发的便是他支持的大作，后来他还帮助延请京城诸多名家为我们写稿。
三
李国文先生认为文学是一项极有诱惑力的事业，作家作为耕耘者，并不一定就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收获，只是“犹如拾荒者，点点滴滴，在田野上留一行或深或浅的脚印，好也罢，赖也罢，算是敝帚自珍，聊足自慰”。作家作品名垂后世的原因太复杂也太无规律可寻了，时代的变化，价值观的更迭，读者兴趣的转移，传播渠道的拓展，甚至某个读者群体、个人的阅读嗜好，都有可能起到支配作用。先生看透了这些，因而，他在《文学与诱惑》一文中以司马迁、曹雪琴为例这样说道：“在一部文学史上，所有的巨人都是在这种无意中，创造了不朽”。
在回忆李国文先生文学生涯的今天，想起先生早年的这些精辟议论，我以为先生可以称得上当今文坛一位洒脱的智者，其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譬如坚守。不管文坛兴旺还是冷落，也不管自身得意还是失意，始终一卷书一支笔，读书写作的姿态不变，向往社会文明进步的理想不变，恪守公平正义、待人诚挚善良的情怀不变。这样的多年坚守，方才成就了先生丰富多彩的文学著述，自然也成就了他博大厚重的人生格局。譬如清醒。先生阅历丰富，读书万卷，行遍天下，在艰辛的生活磨难中看透人生百态，日常生活虽然为人宽厚，笑口常开，但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言语间自含机锋，为文则蕴涵丰厚。再如通达。先生博览群书，古今中外，无不涉及，而又以古代文史为最。若干年前，先生送我一套他精心点评的《三国演义》，对于三国各类人物的性格命运，对于群雄争霸予取予夺的权谋机变，都点评得鞭辟入里，读来真正让人“识透人情惊破胆”。以我对先生著述的阅读，我以为先生欣赏的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儒学大家，而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之类的魏晋文人，因为他们“尚通脱”（鲁迅语），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主张快乐人生。由读书阅世之深入，先生现实人生的态度也就特别睿智通达，不求显赫人生，不堕名利之网，但也积极入世，努力进取，诚实劳动，智慧劳动，能争一份是一份，能进一步是一步，即使遇到挫折，也不消极，不埋怨，不激烈对抗。这样的人生态度，可谓通达也。
古代文人的人格追求，孔子谓之“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梁启超先生则认为此三者乃教育培养人的目标。其实这目标过于高大上，属于“圣人”的人格标准，即使求之于作为高雅人士的文学家们，似乎也过于苛刻了。我一直以为，与李国文先生差不多同时期的一批作家们，如王蒙、陆文夫、张洁、陈忠实、张贤亮、刘心武、从维熙、汪曾祺、高晓声、周克芹等，多年来既要面对现实生活处境，又要坚持维护社会良知，能够写出一大批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实在是很了不起的。在他们之中，虽然不乏救国救民的仁者，向着黑暗冲锋陷阵的勇者，但大都是善于与现实生活周旋且又始终坚持理想情怀的智者。这些作家与他们的代表作品，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将会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持续产生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会成为不断“重放的鲜花”。于今怀念先生之际，不由得要为那些远行的智者们点一大赞！（戎东贵）
作者简介：戎东贵，江苏省大丰人，曾做知青5年，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教育行政管理、文学评论、报纸杂志采访编辑等方面的工作，2016年初在新华报业传媒集团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