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其对外开放程度是基础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推动力，也是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随着《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正式印发，基础教育也在不断深化改革中逐渐走向全球教育的舞台。通过制度型开放构建全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在经验互鉴中提升治理水平，夯实制度型开放路基。推进基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教育强国、民族复兴的重要方面，我国基础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成效将决定制度型开放能否充分融入国际环境，能否行稳致远。要做到“顶天立地”，注重在发展实践中及时借鉴治理经验。如芬兰在构建现代化的教育治理体系过程中，始终将兼顾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为第一要务，实现了基础教育从平庸到卓越的跨越。在九年制一体化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治理中，既采取自上而下的统一课程缩小教育水平差异，也对各地区下放权限，倡导、鼓励基层学校创新课程设计，凸显课程的个性化，确保学生接受到既统一又有差异的教育。在高中阶段，芬兰实行了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的“两轨衔接”，充分保障合理分流，在数字化考试方式的改革中使得高考更加学合理，有效避免了一考定终身。针对教师负担偏重的问题，英国通过开展调查测评、优化制度设计、寻求利益相关者深度参与、改进督导评价的方式进行教师的“减负”治理，有效提升了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国际上也有不少国家为适应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将中小学教师高级岗位结构比例提高至20％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在域外基础教育治理经验借鉴、移植过程中要结合我国国情、域情、校情实际进行本土转化，以避免“水土不服”。
二、在交流合作中强化双轮驱动，推进制度型开放行动。文明因互鉴而多彩，教育因交流而兴盛。基础教育的制度型开放，也绝不会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对外教育培训中心和教育院外基地建设，积极开展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整体教学方案、配套师资培训一体化援助”，参与国际教育质量标准的研究制定。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到“教育走出去”的概念，提出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交流。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指出，我国将“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打造‘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升级版”“建立中国特色国际课程开发推广体系”。一连串的政策供给表明，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交流合作中强化双轮驱动，务实推进制度型开放行动已成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如《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鼓励有条件的知名中小学在海外建立分校，或设立海外学习中心（站），参与国际教育服务。在《上海市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中，又将基础教育的对外开放往纵深推进，提出了“探索构建中外融合的‘上海课程’，支持上海国际化基础教育发展和境外中文学校设立”。上海市在基础教育对外开放实践中积极探索、率先行动，为推进基础教育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上海方案”，贡献了“上海智慧”。
三、在共生共赢中坚持理念引领，彰显制度型开放价值。在基础教育参与国际合作交流过程中，输出我国的基础教育理念、文化、制度、模式、标准、内容、资源，融入全球基础教育治理实践，其价值旨归是实现各国间基础教育的共生共赢，促进人才的培养，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基础教育对外开放所要秉持的理念。构建基础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用教育推动国与国之间民心相连相通，坚持以更加开放、更加创新、更加包容的举措推动世界教育的发展。当前，我国不少地区的教材、教辅资料已经输出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另外，一大批国际教育人才通过参与所在国的各种教学和管理活动，既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了人才，提供了原汁原味的中国基础教育服务，又在“他者镜像”的传播中展现了中国基础教育的风采，我国基础教育制度型开放的价值得到不断升华。
四、在清醒认识中增强“预见”能力，防范制度型开放风险。教育的制度型开放作为新时代一种特殊的对外开放实践，也必然会成为社会风险丛林中一个极其重要而独特的风险场域。因此，基础教育对外开放中，既要做到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现状进行精准判断，也要对国际基础教育保持清醒认识，既要警惕基础教育制度型开放中的“黑天鹅”，也要防范“灰犀牛”。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们必须从国际发展的大趋势中，找准我国基础教育制度型开放的坐标定位和责任使命。要有意识建构具有我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话语体系，并在国际交流中检视自身的理论与经验。另外，还要特别注意赴外留学主体的低龄化现象。青少年在国际教育交流中，由于特殊的年龄阶段特征带来的心智上的不成熟，可能会引发日常生活风险、人身安全风险、德育缺位风险、学业困难风险、情感疏离风险、消极文化渗透风险等对健康成长产生不良影响的诸多风险。因此，应坚持“关口”前移，防范和化解基础教育制度型开放中的各类风险，建立健全制度型开放的风险防范机制。
（倪娟，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亮，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