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人求真，引人善学——记方晓红教授新传教育四十年

　　【人物简介】

　　方晓红（1951年-），女，浙江慈溪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93年进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工作，1995年参与组建新闻与传播学院，1997年起担任硕士生导师，2005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2005-2012年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先后承担江苏省重点学科新闻学科带头人、江苏省新闻学品牌专业学术带头人、国家新闻学特色专业学术带头人、江苏省“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新闻传播类学科带头人等职务工作。兼任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师范院校新闻传播院系协作会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江苏记者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主持并结项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级及横向项目多项。曾获湖北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获全国教学先进经验与教学案例优秀成果二等奖、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南京师范大学首届教书育人奖、南师大“奕熙精英教师奖”等数十项荣誉。指导的学生论文曾获评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奖项。独自撰写或参与撰写新闻学与文学专著、教材、辞书等共计10余部。其中，《中国新闻史》（独著）被遴选为“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坦荡为人，兼容并包重格局

　　从1983年迈进新闻专业开始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到如今依然常常给研究生讲课，方晓红老师在新闻教育岗位上已经走过40年。其中，有30年时间奉献给了南京师范大学。

　　在南师新传学子眼中，方老师总是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她看似威严又绝非不可亲近，冷静理性又总是饱含情感。畅谈学术时，处处追问文章逻辑、研究问题，让人肃然起敬；拉起家常时，却也离不开淘宝园艺、蔬菜瓜果，令人捧腹大笑。在教学、科研、行政、家庭之间找到如此微妙的平衡，源于她一以贯之的为人底色。坦荡、包容且不乏大格局，体现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人坦荡，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但凡在开题、答辩中与方老师有过“正面交锋”的同学，可能都会对当时额头冒汗、坐立难安的处境印象深刻。这倒不是因为她态度严肃，而是因为过于“一针见血”，说话毫无保留。已经毕业的邵明亮现在就职于四川日报社，他回忆起和导师交流学术的日子，特意提到，“她总是能够一眼洞穿我们文章结构、逻辑、内容上的漏洞与不足”。坦率地指出问题，也意味着尽心地给学生提供帮助。方老师说，“我的软肋是学生，他们提要求，我就只有配合的份了”。无论是学习上的事、工作上的事，还是生活中的烦恼，她都愿意倾听学生的声音，并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有一位研究生提到，在她求职期间，遇到用人单位来校考核，方老师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不仅早早赶到，更做好了充分准备。也因如此，学生总是乐于找她交流，在互动中不断成长。

　　如果说，坦坦荡荡的行动风格更多体现出内在的率真，不拘一格的处世姿态则体现出外在的包容。严于律己又宽以待人，对他人做到“同情之理解”，实在是难得的品性。在教育活动中，虽然方老师在承担硕博士导师时，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农村传播研究等领域，但她并不苛求自己的学术必须限定在这个方向上，而是能够结合他们的优势与兴趣，因材施教。因此，她指导的研究生，有的研究互联网，有的研究新闻史，还有的研究电视剧，等等。这无疑需要耗费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加以指导，她却乐见其成。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方老师看待问题时具备的宏大视野。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她是一个有着“大格局”的人。她不喜欢被琐碎的细节缠绕，善于跳出问题看问题，让看似无处下手的各类难题瞬间“柳暗花明”。对她的研究生来说，在和她的教学、科研等合作中，看着她施展这项技能，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让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在她一番或逆向思维、或对比思维的几次操弄下，常常能轻松地迎刃而解。在其他工作中，这种具备宏大格局的处世底色也展演地淋漓尽致。卸任院长之后，她谈到学院和学科发展时，仍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期许。她反复强调，作为地方性师范学校的新闻院系，在发展过程中不能限制自己的视野，满足已有的成绩，应当放眼全国乃至更大范围的新闻传播教育学界，寻找自己的特色、优势和定位。只有坚持不懈地力争上游，积极进取，才能真正做到学界前辈方汉奇先生曾经期许的那样，让南师新闻教育立足于“全国新闻教育的第一方阵”。

　　超越自我，脚踏实地做学问

　　方晓红教授的学术研究，前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早期，得益于中文专业的学术背景，曾在新闻传播史领域有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从2000年左右开始，则直接结合新闻传播学科的现实关怀，一头扎进农村传播领域。前后耕耘20年，不仅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更在该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培养出一批学术人才。

　　从文史资料走向农村田野，其间的跨度之大，需要很大的勇气。敢于接受新事物，勇于迎接新挑战，不断突破和挑战自我是方老师治学过程中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她时刻以身作则，用现实行动感召年轻人不断超越。

　　1996年，方晓红主动申请考博。她说，希望自己能给系里其他年轻老师们树立榜样，“我告诉他们，我都能考，你们年轻老师更没问题！”1997年，方晓红进入南师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将古典文学与新闻学结合，她将研究对象落在了“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之关系”上。借助这一选题，方晓红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最终以《报刊·市场·小说：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发展关系研究》的书名出版。书中的很多论断，迄今读来，仍能感受到新意。为了完成此项研究，方老师阅读了大量的晚清小说和报章文字，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有些段落常能脱口而出，可见当年付出了大量心血。

　　2000年前后，以国家社科项目申报等学术活动为契机，方老师转向农村传播研究，关注乡土中国的发展，完成了《苏南农村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关系研究调查报告》。此后，该报告以《大众传媒与农村》之名，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学术影响。凭借扎实的数据、饱满的调研，这本书很快成为国内农村传播领域的代表性作品，方晓红教授也由此成为彼时该领域的领军人之一，李良荣、孙旭培等学界同行均给予该著作很高的评价。她带领一批学生走进江苏农村，展开大规模访谈、问卷的故事，迄今仍被很多亲历者谈起。作为方晓红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已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的庄曦对方老师走向田野的勇气非常钦佩。她表示，“能够关注转型期江苏农村媒介的变迁，带领调查组走访普通农户家庭，和乡村医生、村民、村干部对话、拉家常，细微把握农村人媒介心理的嬗变，实属可贵。”

　　在方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其指导的博士生骆正林研究了乡村政治传播、庄曦研究了乡村留守儿童、王平考察了乡村法律信息传播、牛耀红则考察了陇南乡村的数字新媒体，等等。如今，这些学生已经成为各地新闻院系的学术骨干，依然延续着方老师的学术理路。现就职于西安交通大学的牛耀红指出，“方老师是我学术研究的指路人，更是我成长道路的引领者。如果方老师没有指引我走向乡村传播上来，那么我现在的学术道路可能会充满坎坷。如今，当我成为一名硕士生导师时，我才发现一名优秀导师就应该像方老师那样发挥灯塔的作用，为学生指明前行的方向。”

　　反观方老师自己，她同样没有停下学术思考和写作的步伐。《大众传媒与农村》一书出版之后，她又接连承担并完成两项农村传播研究课题，形成了两部书稿和多篇论文，以切实行动推动了国内农村传播研究的发展。其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更是从经验调查转向方法摸索，为农村传播找寻更宽广也更为扎实的学术基础。

　　长期的关注，自然带来了更多的关怀。针对“农村空心化”的现象，方老师有了迫切的现实思考，她曾在论文中表达了应该通过各种措施加强农村传播，推动农村发展和变革的想法，也在采访中表达了对这种情况的担忧，“乡村没有人建设还是不行的。”

　　比起在书堆中、实验室里的科研，关注田野与乡村无疑要耗费更多心力、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但也正是选择了这条道路，才更加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社会意义。“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方老师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给后辈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润物无声，知行合一育人才

　　所谓“好的教育”，一种比较不错的实现方法，可能就是让学生并没有那种强烈的“被教育”的感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应当是一种最高明的教育办法。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这需要老师和学生保持密切的互动、持续的对话，以及平等的交流。为此，方老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即便是在承担学院行政工作的那些年，她也没有放松自己，没有减少和学生一起探讨学术的时间。

　　“先聊起来”，这是方老师指导学生的首个诀窍。无论有怎样的想法，有怎样的困惑，先和学生共同进入到对话的情境，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是方老师经常做的事情。她指导的研究生，迄今仍记得和她在各个场合随意漫谈的场景。随园校区的办公室、仙林校区的羊汤馆、出差调研的高铁上，都留下了方老师和学生探讨各种问题的场景。当然，最令人他们难忘的，还是在方老师家中聊天的时刻。每当一大群学生要去她家拜访时，她总是早早和好饺子馅，等着和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边包饺子、吃饺子，一边拉家常、聊学术，在那样的环境下，聊出的各种问题总能给学生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方老师厨艺精湛，更擅长用美食“安慰”学生。有时候，一场激烈的学术讨论后，学生难免焦虑或不安，她总会不失时机地递上一盘红烧肉，或者拌上一碗热干面，一扫所有的阴霾。

　　不过，学术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教育工作也不只是头脑风暴。除了要“聊起来”，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做起来”。为此，方老师乐于让学生参与到各类研究工作，培养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除了例行的课题会、研讨会，大家还经常一起走进田间地头，一起到乡村做调查。通常情况下，一次小组会的时间，就是半天。大家畅所欲言，围绕研究问题展开种种讨论（甚至争论），直至脑袋昏昏，方才各自散去。在这种“实战”状态下，对于如何做研究、如何做田野，学生渐渐摸清了一些门路。硕博连读的研究生操瑞青曾跟随方老师学习了五年时间。五年内，他不仅参与了多次的研讨会，更和方老师一起在江苏、上海、河南等地的乡村展开学术调研，学到了很多书本中难以见到的知识。

　　新闻传播教育有其内在的独特性，方晓红教授深谙这一点。她认为，新闻教育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它的应用性层面。因此，新闻教育工作者首先应当承认这一点，让培养出来的新闻学子能够“为社会所用”。新闻教育如果仅仅向学生灌输一套理论，显然是不合适的，动手能力是任何院系新闻教育活动中都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工作。不过她同时也强调，作为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新闻学子，必须是“有思想”“有想法”的，这一要求有时比培养动手能力显得更加迫切。“有思想”不是指能够探讨纯粹的理论概念，而是指对任何问题都能够给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认识。在她看来，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学生不能满足于做合格的“工匠”，他们需要对这个社会持有特定的看法，在活动中扮演着“设计师”的角色，贡献自己的思想。

　　具体教学实践中，方晓红曾和学院的多位老师为本科学生开设新闻传播通识课程，该课程的目的，便在于培养学生的整体性视野，提升他们寻找问题、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她还主动编写教材，用实际的教学成果引导学生。1995年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指出，方晓红编写了《中国新闻史》教材，该著作为内部教材在多个场合被使用。因脉络清晰、主干突出，内容删繁就简、短小精悍，这本书很受学生欢迎。该著前后多次再版，并被遴选为“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既要“知”，亦要“行”，在传媒格局风云变幻的当代，无论其人才培养要求发生怎样的变化，“知行合一”都是颠扑不破的根基。正是坚持了这一点，南京师范大学的新传毕业生一直受到媒体用人单位的欢迎和肯定。

　　美美与共，求真善学塑风气

　　个性中具备的大格局，加之长期担任学院领导工作，让方晓红教授不只关系自己的学术或自己指导的学生，她对年轻的教师或学子，总能一视同仁，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看法，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每到研究开题、答辩的季节，总有很多学生私下邀约方老师，期望能予以指导。碰到这些情况，方老师鲜有推辞，总能做到有问必答，言无不尽。

　　特别是在承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那些年，方老师推己及人，非常希望在整个学院共同体内部，形成良好的教育风气。这些风气，至今仍影响着南师大的新闻传播教育工作。

　　一方面，针对学院的后辈师资，方老师大力支持，在教师队伍中不断塑造出互相砥砺的教学科研风气。2002年接任副院长之职后，方老师开始分管科研工作。当时，作为学科带头人的方晓红已经拿过国家级、省级课题，手中掌握了一笔科研经费。为了让老师们在做好教学工作之外积极投身科研，她把这笔经费分成了若干个科研方向，鼓励大家前去申报。上任后，她给全院老师开的第一个会，是教大家如何申报国家级课题，如何填写申请材料。她反复强调，研究课题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特色，有不可替代性才能脱颖而出。除了事无巨细地传授项目科研经验，她为了打消老师们的顾虑，多次鼓励大家发表论文，积极参加学术会议，争取在会上发言。而在正式接任院长之职后，她又于2005年规划出版了“当代传媒与社会”丛书。李培林教授的《读图时代的媒体与受众》、于德山教授的《当代媒介文化》以及俞香顺教授的《传媒·语言·社会》等，皆是丛书的重要组成。作为丛书主编，谈及出版初衷时，方晓红教师直言不讳地说，“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年轻教师出一套书，以激活并释放他们的科研能量，肯定并展示他们的科研实力，是笔者的一个心愿。”

　　另一方面，针对学生群体，方老师提出了“求真善学”的口号。此项简洁明了的表达，最终作为院训在南师新传院沿袭至今。谈到该说法的由来，她表示，“求真”意味着新闻学子不仅要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的学问，更要在新闻实践中把握“真实”这样一条核心原则，这是新闻学子安身立命的根本；“善学”则意味着新闻教育不是填鸭式教学，而是要启发学生善于提出问题、善于反思实践，将“学”与“用”有机结合到一起。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学生在走出校门后，仍能在掌握学习方法的基础上，谋求更大的进步。现如今，南师大新闻传播教育仍然坚持着这一教育理念，“求真传媒论坛”“求真学术讲座”“善学学术沙龙”等一系列研究生培育制度被现任的学院领导班子固定下来。只要简单看一眼这些培育方式的命名，就不难发现它们和方老师教育理念的契合关系。

　　方晓红教授在四十年的新传教育活动中，一直充满热情，为南师大新传教育风气的养成、教师队伍的成长、教学水平的提高，付出了大量心血。借助团队的传承、学术的传承、教育的传承，一批批南师新传人依然前赴后继，继续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求真善学”，为新闻传播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